凸凹
祖父做了一辈子的羊倌。
新中国成立前他给地主放羊，给的工钱很少，孩子们从来没吃饱过。
父亲就是在饥饿中长大的，却长得跟他父亲一样高。祖父跟祖母调侃道：“还是老辈的话说得准，家贫出壮子，地瘦长旺苗。”
等解放了，上边来人给祖父发了一块匾，上面印着伟人毛泽东的手书：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。村里人这才知道，原来他是1938年就加入组织的地下党员，放羊只是一种掩护，他的正业是为组织传递情报。
考虑到他的历史贡献，组织上让他当干部，他却说：“我除了会放羊以外，一没文化，二没口才，别瞎耽误事。还是让我放羊吧。”
放羊跟放羊可不一样——村里给他最高的待遇；到了人民公社，还给他记最高的工分；到了年关，还给他一挂羊下水。
由于家境好，父亲成了村里第一个念到初中的人。本来是要念高中的，但有个热心的婶子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，他刚进女方的家门，就被女子的美丽击中了，回到家里就对祖父说：“我不想念书了，我要结婚。”
祖父说：“那可不成，我还指望你将来当干部，干大事呢！”
父亲说：“那你怎么不当？”
祖父无言，只是笑，笑得怪怪的。他后来对人说：“这能怨谁，撒什么种子，还不长什么苗？”
父亲在村里当了民兵连长，工作干得有声有色，被树为典型。上级要奖励他，他却说：“你们也别奖励了，只求你们让电影队多来我们村里几趟就行了。”
那时放电影，故事片之前，都要放加片。加片从来都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“新闻公报”，片头是巍峨的天安门光芒四射地出现在银幕中央。每到这个时刻，父亲都会腰杆挺直、双拳紧握、满面肃然。
他感受到一种叫“神圣”的东西。
有一年，县武装部派人到村里来，要征一个护卫国旗、保卫天安门的士兵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士兵，首先考虑的便是政治条件。见了父亲，他们喜出望外，因为眼前这个青年不仅政治过硬，而且身姿挺拔、面相俊朗。他们对父亲说：“就是你了。”
父亲兴奋得脸都红了，但很快又黯然了，他嗫嚅道：“我成家了。”
武装部的领导说：“这根本就不是问题。”
父亲霎时又脸色红润，几乎是灿烂了。
父亲抬腿就跟他们走了。
到了县上，马上体检。天遂人愿，居然项项合格，当时就给他发了一套军装。武装部的人对他说：“你马上回一趟家，安顿一下，后天就来报到。”
出了门，父亲就把军装穿上了，虽然还没有发领章和帽徽，但军人的感觉已经很强烈了。见了母亲，他竟情不自禁地敬了一个军礼，以为母亲会感动得送之以拥抱，没想到母亲却跪在地上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腿，“哇”地大哭：“孩子他爸，你可不能走，老大刚会爬，老二刚出怀，你一走，就天塌地陷了！”
无论怎么劝，母亲只是号啕大哭，把美丽的面容哭成了一团皱纸。
这又把父亲击中了，他失去了决绝的勇气，只好托人把那身军装送了回去。
他的人生从此留下了遗憾，再放加片的时候，一看到光芒四射的天安门，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掉泪。母亲怯怯地问他：“你不会怪我吧？”父亲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为什么北方男人五大三粗，却难成气候——骨头软，贪妻恋子。”
嘴上说不怪，心里却是怨的。
后来父亲当了大队（村）支部书记。刚一上任，就订了“两报一刊”。他说，既然是支书了，就要关心从北京来的消息。那时，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、检阅游行、接见队伍，报纸就会刊登大幅的相片。他久久地盯着相片，两眼放光，一动不动。
现在看来，他是情有所系。
父亲是个乐天派，晚上收工后，常躺在土炕上哼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选段。他唱歌走调，像秋蝉栖冬树，前音长后音短，听着挠心。母亲和我们偷偷笑他。母亲干脆说：“你别唱了，还是我给你亮亮嗓子吧。”京西有一种类似河北梆子的戏剧，当地人叫“山梆子”。母亲是村里唱山梆子的主角，她一唱，就余音绕梁，大家鼓掌，弄得父亲羞答答的，像做错了事似的。但是，只要他一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大家的嘲笑立刻就止了，还报以掌声。不是他唱得好，而是大家知道那是他最敏感的部位，不忍造次。
他也发现了这一点，只要跟母亲对垒，抵挡不过，他准会用上这一招，弄得母亲只好偃旗息鼓，且体贴地说一声：“你唱得好。”
